元大都，忽必烈身穿一件白虎皮子大氅，头戴一顶白狐皮的陶儿其克帽，一身蒙古装束，与下首坐着的一身汉式装扮的儒雅大臣大不相同。
不过这大臣却是契丹人出身，正是成吉思汗、窝阔台时期的重臣耶律楚才。
忽必烈虽然早期重用汉人，行汉法，被蒙古人视为叛徒，甚至在仅有少量蒙古军队的情况下，依靠汉军支持，打败了正统忽里台大会选出来的蒙古大汗阿里不哥，成就元代版本靖难之役，但在后期，尤其是李璮叛乱之后，为了防止汉人势力壮大，采取了事实上的四等人政策，疏远汉臣，打压汉将。
所以此次五个名额，三个都用在了蒙古人身上，察必皇后、伯颜和阿术，汉人仅有一个铁哥们董文炳而已。最后一个，忽必烈斟酌再三，用在了年轻时见过几面的耶律楚才身上。
耶律楚才曾经执掌财政，颇有建树，正是目前财政濒临崩溃的大元最需要的人才。
这些年来，忽必烈先后用阿合马，卢世荣，桑哥诸人理财，却都没有从根本上挽回大元的财政危局。思来想去，元世祖还是决定把这位老臣请回来出谋划策。
忽必烈开口道：“如今三日之期已至，中书令可有所得？”
耶律楚才复活后，忽必烈恢复了他中书令的职衔，名义上伯颜都在他之下。
当然只是个虚衔，皇帝不可能让他一个汉化契丹人真的位列百官之首，不过是拉出来安抚这个三朝老臣。
耶律楚才当然也清楚自己的定位是什么，三日前忽必烈问计，便说自己不熟悉如今大元诸事，需得花些功夫了解一番才好有定论。
见皇帝问计，耶律楚才略一施礼开口道：“陛下，臣这几日来，遍阅历年税册，只觉得甚是荒谬。我大元幅员万里，古未有之，而岁入不及弱宋之半。何也？若单说北地，自金末以来，天下板荡，及至大元兴起，又南征宋地，北平阿里不哥，如今又西征海都，百姓不得稍歇，财税锐减倒也罢了，那南宋故地，陛下仁厚，未有大加屠戮，良田千顷，富甲百万者众，为何岁入也如此不堪？臣以为，不过粗疏二字。”
成吉思汗、窝阔台时期，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们简直不知道有“赋税”这回事，甚至从金人手中夺取了华北大片土地后，蒙古统治集团里还有人主张把土地改为牧场。
幸好耶律楚材及时打消了这个愚蠢的主意，他向窝阔台建议，只要征收地税、商税以及盐、铁、酒等税，每年可以收入白银五十万两、帛八万匹、粮食四十多万石，足够供给军费。窝阔台让他试行，赋税果然如数到手。
偌大一个华北，就这么点赋税，简直不要太轻松。但窝阔台却很兴奋，对耶律楚材说：“卿家没有离开朕的身旁，而能使国用充足。”
只能说，窝阔台对于赋税制度真的一窍不通。即便到了忽必烈时代，蒙元的财政能力依然惨不忍睹。
朝堂上都是草原上的糙汉子，汉话都没几个人会说，汉字当然更不会写，好不容易出了个儒雅的真金太子，又早早挂掉了。
指望这么一群没事喝酒打猎的主，让他们在汉地精细管理，像满清一样严密控制，实在是太过难人了。
所以元帝国中央依赖色目人理财，地方呢，就借助当地有名望的地主、士绅之手来管理。
一竿子搂到底是不可能的，哪有这么强大的行政能力，包税制难道不香吗？多简单，再不用费心费力去操心税务的事。至于色目人如何上下其手，汉族豪绅如何盘剥小民，关劳资屁事？
蒙古人的这种统治方式非常受江南汉族大地主的欢迎。
在这种“宽纵”政策的包庇下，南方地主的权势恶性膨胀，“一家雄踞一乡，小民慑服，称为野皇帝”！都“野皇帝”了，能不快活吗？
后来朱元璋驱逐鞑虏，光复江南，广大江南人士并不领情，他们轻蔑地管朱元璋叫“老头”，将红巾军骂作“红头苍蝇”，为何？唯利益二字而已。
蒙古治下，“士大夫安享富贵而养功名，文人雅士渲染太平，歌舞升平，极尽侈糜之能事”，到了老朱手里“核查赃款所寄放人家，遍及天下，民众中中等以上富裕的人家大抵皆破”，苏、松一带的“富民豪族，铲削殆尽”，江南“一时富室或徙或死，声销景灭，荡然无存”。
明末江南士大夫们降的这么痛快兴许就是想着再这么“粗疏”一次也说不定？谁能想到满清的天罗地网织的比大明还要密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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