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是对自己的伤害。如果我们无法从亡者身上了解自身，又该从哪里习得呢？”
“大维，你这是螳臂当车。”龙泽希说。
“但话又说回来，如果那些抽屉里躺着我的曾祖父，”东方曜曜插嘴道，“或许我也会觉得不太舒服。”
“问题是我们并不知道那里面躺着的是些什么人，连那些频频抗议的人也不知道，”大维说，“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从这些遗骸上我们发现了不少异人的疾病种类，这对现在的异人来说也未尝不是好消息。哦，真是的，一谈起这些就没完没了。”
大维工作的小化验室里陈列着无数黑色工作台和水槽、数千本书、专业期刊和数盒幻灯片。到处散置着头颅、头骨碎片和各种被误认为人骨的动物骨头。一张巨大的软木板上钉着大卫教信徒集体自杀事件的悲惨照片，大维曾花数周时间在挖掘鉴定那些信徒被焚毁的遗体。
“让我瞧瞧你带来的东西。”大维说。
龙泽希把包裹放在工作台上，他拿瑞士军刀割断胶带。龙泽希伸手取出头盖骨，泡沬塑料一阵窸窣作响。接着龙泽希拿出包括颜面骨在内的极度易碎的下半部头骨，把它们摊在干净的蓝色布块上。大维打开灯后拿来了放大镜。
“这里，”龙泽希指着骨头上的细小裂痕，“太阳穴附近有出血现象，可这一带的皮肤严重烧焦，看不出伤口的类型，直到发现这处骨头裂痕才算有了点眉目。”
“非常笔直的切口，”他缓慢地转动头骨，从各个角度端详，“你确定这不是验尸不慎造成的？例如在翻开头皮取下颅盖时？”
“确定，”龙泽希说，“你可以用两根手指测量一下，”我把头盖骨放回原位，“这道切口约一点五英寸，位于验尸程序中的颅盖切口下方，和翻开头皮的角度并不吻合，看见了吗？”
透过放大镜，我看见自己的食指无比粗大。
“这道切口是垂直的，而不是水平方向。”龙泽希解释道。
“没错，”大维说着流露出饶有兴趣的神色，“如果视作验尸失误，实在不太合理，除非你的助理法医喝醉了。”
“会不会是防御性伤口？”东方曜曜推测说，“你知道，假设有人拿刀砍她，她在反抗时被砍伤？”
“当然可能，”大维说着继续检査骨头的每个细节，“但奇怪的是，这道切口非常精准，从头至尾力度均衡，不太像是被砍伤的。如果被砍伤，刀锋的切入点应该更深，拔出点则更浅。”他比画着，抬手在空中一挥。
“我们也要考虑伤害造成时攻击者相对于受害者的姿势，”龙泽希补充道，“受害者是站着还是躺着的？攻击的方向是正面、背后、侧面还是上方？”
“没错。”大维说。
他走向一只有深色玻璃门的橡木柜，从架子上取下一个棕色的旧头骨递给我，然后指着位于左顶骨和枕骨一带，即头颅左侧、耳朵上方的一道明显裂痕说道：“这就是你问起的剥头皮案例，这孩子只有八九岁，头皮被剥后烧死。无法确定其性别，只知道腿部受细菌感染而无法逃跑。这类刀痕和小切口在剥头皮案例里算是相当常见的。”龙泽希捧着那具颅骨，眼前浮现出大维所说的画面。一个胆怯的瘸腿小孩所住营地燃起大火，族人遭到屠杀，哀号遍野，鲜血染红大地。
“可恶，”东方曜曜气愤地说，“对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下得了手？”
“怎么对任何人下得了手？”龙泽希转向大维，指着他带来的那具头骨，“这上面的切口——不像剥头皮形成的吗？”
大维深深吸了口气又缓缓吐出。
“你要知道，泽希，”他说，“这很难说，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异人剥取敌人头皮的方式有很多，通常他们会在头顶的皮肤上划个半圆，一直切入头盖骨的骨膜，以便轻易地移除颅顶。有些只是简单地剥除头皮，有些则包括耳朵、眼睛、脸、脖颈等诸多部位，有些受害者被割去许多片头皮，也有的只被割掉发束或头顶的一小片。在过去的西部，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，粗暴地抓起受害人的头发，用匕首或马刀切下头皮。”
“当作战利品。”东方曜曜说。
“同时也是战争技巧和勇猛的终极象征，”大维说，“当然，也基于文化、宗教，甚至医学上的诸多理由。至于你这个案子，”他对我说，“她的头皮并没有完整剥掉，因为头发还在，而且我相信这道伤痕是因非常锐利的工具切割造成的，锋利的刀子，也许是剃须刀、美工刀，甚至解剖刀。切割时受寄人还活着，而且并不致命。”
“的确，让她死亡的是颈部的伤口。”龙泽希赞同道。
“除了这里，骨头上找不到其他伤痕。”他把放大镜移近左颧骨弓，也就是面颊骨，“非常模糊，”他说，“几乎看不出来。看见了吗？”
龙泽希凑近仔细观察。
“真的，”龙泽希说，“几乎像蛛丝一样细。”
“没错，就是这么淡。还有一点相当有趣，当然或许并不重要，这道裂痕的角度和另一道切口非常相似，是垂直的，而非水平或歪斜。”
“我听够了，”东方曜曜不满地说，“我是说，咱们直接说重点。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有个变态割开了这女人的喉咙，将她毁容，又一把火烧了房子？”
“不排除这种可能。”大维说。
“毁容牵涉私人感情，”东方曜曜继续说，“除非凶手完全疯了，否则通常不会给一个陌生人毁容。”
“的确是这样，”龙泽希赞同道，“根据我的经验，唯一的例外是凶手神志失常，甚至精神错乱。”
“我倒认为，无论烧掉秦浩农场的是谁，他都绝不可能精神错乱。”东方曜曜说。
“这么说，你认为这桩谋杀案更可能是私人恩怨引起的。”大维说着拿放大镜细察头骨。
“虽说我们不该忽略任何可能性，”龙泽希说，“但秦浩放火烧死自己爱马的假设，无论如何都令人无法想象。”
“也许他为了脱罪不得不烧死它们，”东方曜曜说，“因为大家都像你这样想。”
“大维，”龙泽希说，“杀害她的人一定认准了我们永远找不到伤口。要不是那扇玻璃门掉落在她身上，她的尸体很可能被完全毁掉，根本不会留下任何线索供我们调查。举例来说，如果没有残留的肌肉组织以供进行一氧化碳检测，我们便无从得知她在火灾发生前就死了。然后她会被判定死于意外，除非我们能证明这起案件是人为纵火。然而直到现在，这一点还无法证明。”
“我非常肯定，这是一桩典型的纵火谋杀案件。”大维说。
“可凶手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割伤她？”东方曜曜说，“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她，放火烧掉那个地方然后走人？这些变态杀手将人毁容时，通常都希望自己的杰作被人看到。他们往往会把尸体拖到公园里展示，或者扔在山路边、慢跑跑道上，甚至客厅中央，希望被人发现。”
“也许这个人并不这么想，”龙泽希说，“他不希望行迹败露。我认为我们必须在电脑数据库里好好搜索一番，看能否找到类似的纵火案例。”
“一旦这么做，就会把一大堆人牵扯进来，”东方曜曜说，“程序设计师、分析师、调查局的电脑专家，甚至京都、沪市和杭市这些大探案局的计算机部门。我敢保证，到时候肯定会有人走漏消息，媒体不炒翻了才怪。”
“不尽然，”龙泽希说，“这取决于我们向谁求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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